到目前为止，“李鸿源事件”还没有进入任何法律程序。李鸿源的回应时不时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华为逻辑力满分的回应主要收获的是“没有同理心，让人害怕”的批评。
事实其实是清楚的，但这种清楚并没有让人感到释然和轻松，反而让人感觉到比冬天的土地还要坚硬的东西。事情怎么了？
合法的伤害？
11月29日，一份关于华为员工李鸿源的刑事赔偿决定被网友曝光。该决定称，华为前员工李鸿源离职获得赔偿后，被公司以敲诈勒索罪举报。在被深圳司法机关拘留251天后，因证据不足，他于近日被不起诉释放。
华为回应社会质疑称，“华为有权利和义务根据事实向司法机关举报涉嫌违法行为。我们尊重司法机关的决定，包括公安、检察院和法院。如果李鸿源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，我们支持他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包括起诉华为。这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。”
坦率地说，从法律角度来看，这种回应无可挑剔。
此外，法律还规定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不包括单位。所以，让前员工李鸿源无辜入狱251天的报道，即使最后证明有捏造的事实，也可能是因为“单位犯罪不合格”。只能说是诬告陷害案件，不能说涉嫌诬告陷害。
李鸿源涉嫌敲诈勒索，最后的结论是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。虽然李鸿源被拘留了251天，但办案过程符合法律规定，包括最后的赔偿过程。
因为证据不足不起诉是很常见的情况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，去年检察机关共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34398人不起诉。
李鸿源被囚禁了251天。严格来说不是坐牢，而是刑事强制措施和审前羁押。
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，刑事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，依法限制或者剥夺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各种强制方法。其中，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是刑事拘留、逮捕等直接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留措施。
刑事诉讼根本不能保证抓错人不抓，证据不足不起诉，甚至对错误的逮捕决定进行赔偿也是正常的。什么都合法，就是有问题。
也就是嫌疑人被拘留了251天。刑事强制措施发生了变化，从侦查到处罚。即使最后不能定罪，也足以让人脱层皮。51天的关押，不仅意味着自由的丧失，更意味着恐惧和人格尊严丧失的长期煎熬。它对人的不公平待遇，很难用经济赔偿来抚平。
这个价格合理吗？
为什么把人关起来容易，放出来难？
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、串供、毁灭证据、扩大社会危险性，保证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。这是刑事强制措施存在的初衷。
审前羁押有利于办案，但应当受到限制，这是法治理念的要求。联合国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等国际条约确立了“审前羁押不能成为常态”的原则。
从法治理念来看，刑事拘留是国家为了打击犯罪、保护公民而不得不实施的一种恶。作为国之重器，必须用到不得不使用的程度。其使用程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；其使用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。
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，刑事强制措施有很多种，不仅包括刑事拘留、逮捕等羁押措施，还包括监视居住、取保候审等不需要羁押的措施。
从保护公民的角度来说，如果条件合适，选择更多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家取保候审应该是最合理的选择，也最有利于避免无辜者受到伤害。这就是法治理念，羁押应该是审前例外，保释应该是普遍理念。
但现实是怎样的呢？《中国法学年鉴》数据显示，20年来，全国审前羁押率从1993年的110.94%下降到2013年的66.4%(审前羁押率=羁押人数/被起诉人数)，下降了近44个百分点。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是“拘留是总原则”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。(郭朔《向前流浪:新刑诉法背景下的高羁押率分析》)
司法机关倾向于拘留而不是释放人的背后有多重因素，与办案环境有特定关系。
第一个因素是侦查机关办案压力大。羁押有利于办案，突破嫌疑人心理防线，取保候审和关进看守所是完全不同的强制效果。
第二，放人容易导致逃跑。目前人口流动频繁。一旦被取保候审，很难保证嫌疑人会再次到案。这个案子不会结的。因此，调查当局不愿意批准保释。
第三，避嫌。对于办案人员来说，拘留人意味着勤勤恳恳地工作，而放人则可能隐含着懒惰甚至腐败的嫌疑。
第四，是亲近人的表现。有学者观察记录，在实践中，很多办案机关在抓获涉案嫌疑人后，会给承办人员加分和奖励。逮捕率本身就是一个性能标准。
第五，缺乏第三方报告机构和控制社会风险的手段。
对于获得担保人来说，社会危险是一个特别重要和复杂的问题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，取保候审的条件之一是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，取保候审不会造成社会危险性。在刑事诉讼法中，需要逮捕的情形有三种: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；第二，可能被判监禁或以上；第三，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。
2012年修订的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七十九条中，“社会危险性”的条件是:“(一)有可能犯新罪的；(二)存在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；(三)可能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干扰证人证言或者串供的；(4)有可能对被害人、举报人、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的；(五)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。"
该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的，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的，可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对于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，予以逮捕”。
2015年10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发布《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的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(试行)》，要求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，同时移送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。这被视为谨慎适用逮捕措施的标志。
《规定》细化了刑事诉讼法，比如列举了犯罪嫌疑人“可能犯新罪”的认定情形，其中一条是只要有“累犯、连续犯、在逃犯”就可以认定。现实中，这种在逃犯罪的证明标准是居住地与居住地不一致。可以说证明社会危险性存在的标准很低，但证明社会危险性不存在的难度要大得多。
鉴于社会危险性，有些国家的做法是交给专门机构。在一些国家，羁押前人格调查基本上是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的，如缓刑管理部门、保释信息部、审前服务机构等。这些组织独立于整个刑事司法组织，只负责不偏不倚地调查和收集嫌疑人的个人信息，提出是否拘留的建议，并提交给检察官、辩护律师和法官。
滞留率高不是好事。
监禁人容易释放人难，在打击犯罪方面有很多优势，但高羁押率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。
首先，大量被拘留者将给本已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沉重负担。羁押场所需要场所、监管人员、后勤保障人员、设备供应等条件，羁押人数会随着增加而不断增加。
其次，在社会层面，高羁押率不利于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，也助长了社会对抗情绪。
三是审前羁押率高，不仅直接限制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，也影响了辩护权的实现，不利于案件正义的实现。
2016年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《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规定(试行)》。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审查羁押的必要性。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没有拘留必要的，将建议办案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。
根据《规定》，在评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是否具有继续羁押必要性时，采取量化的方法，设定加分、扣分、驳回项目等具体标准，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分数作为评定是否继续羁押的参考。《条例》规定，可以邀请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监督员、特约检察员参加公开考试。
审前羁押的必要性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李鸿源案再次警示拘留可能被滥用，要警惕拘留被滥用。